谁不可欺骗

大多数国人都想当然地以为,克林顿因玩女人而险些丢了总统桂冠。殊不知,美国国会弹劾案所针对的,是克林顿对国会委派的特别检察官撒了谎,而不是莱温斯基的事情真的罪重如山。如此说来,美国总统是绝不能欺骗特别检察官或国会的。美国人的规矩或许不足为法,但人们不能不感兴趣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谁是不可欺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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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可骗乎?

再不看历史书的人,也从旧戏的台词中听到过,欺君之罪是十恶不赦的死罪。

但如果你以为,历史上就没有欺骗君王的事情,那就未免太天真了。恰恰相反,历史上最常被欺骗的就要算君王了。可以说,君王眼中的世界,就是他周边的人恰好想要他知道的世界,这个世界与真实的世界相去甚远。

秦亡之际,六国的义军已经到了函谷关,送到秦二世手中的文书仍然是“捷报频传”,二世岂能不放心窝在宫中淫乐?这样的王朝焉得不亡?

与秦二世比较,隋炀帝肯定是更有抱负与天赋的皇帝,他自然认为自己更有资格沿运河游乐,直至长驻江都流连忘返。岂知他连年征伐,滥用民力,激发民变,早已天下汹汹,整个中原地区都不服王法了。危局如此,臣子们岂敢如实上奏?于是满朝之中,不知道末日将至的就只剩下隋炀帝一个人了。

上面举的恰好是两个昏君,这可能让你误认为,只有昏君才受欺骗。实际上,那些公认的明君同样不少受骗。

汉武帝固然暴烈,但聪颖明哲,谁敢骗他?恰恰就有人敢蒙骗他,而且骗得不轻,惹出大祸:有臣下告诉他,太子串通宫中奸佞,利用巫术,图谋不轨。汉武帝岂能容忍叛逆?立即除掉太子;等到他醒悟过来,悔之已晚。

唐太宗无疑是更加睿智的贤明之君,但也不免被蒙骗。唐太宗晚年疾病缠身,渴求延寿之术。648年,臣下进献一名印度方士,该方士“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替唐太宗炼了长寿仙丹。哪里想到,正是这些仙丹断送了一代雄主的性命!

历代帝王,无论智愚贤不屑,都有被骗的记录,无人能够幸免。欺骗君王何以如此容易、欺君者何以如此胆大包天?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是君王本来就有愿意受骗的强烈倾向:危难之际渴望听到好消息;推行重大施政举措之后,热望听到四方赞颂;猜忌心重者很容易听得进谗言;病笃乱投医之时最爱听任何秘方神术,如此等等。在内心欲望的强烈驱使下,任何理智都挡不住花言巧语的诱惑。其二是,种种利益考虑,都促使臣下倾向于将恰好为君王想听的东西呈上;而历史经验则告诉他们,“欺君之罪”这把利剑,多半砍不到他们头上。这样一来,要朝臣们不欺君就难了。

在最后一位皇帝退位一百余年之后,“欺君”的教训还有那么重要吗?依然重要!关键在于,促使“下骗上”的那种机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古今通用的。

国可骗乎?

在一个不再有君的时代,最不容欺骗的就是国家了。那么,国家真的可骗吗?

然而,国家是谁呢?国家似乎并不是旧时代君主的一个可对照的替代;这样一个替代应该是国家的支配者:政府、首脑等等。

那么,政府可骗吗?或者,政府被骗过吗?这就要去问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了。

朱镕基在访问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时,居然破例写了题词,只是有点不雅:不做假账!我不知道该院如何处理这个题词了,它真的敢挂出来吗?这个题词虽然不雅,但说出了大实话。如果朱镕基没有被假账骗过,大概不致突发此奇想。朱镕基的精明锐利,或许称得上史上无二。但他还是没有少上当。他在视察安徽时,人家就敢将仅表面盖了一层谷子的粮仓给他看,谎称如何仓满库满。

温家宝的勤政,是有口皆碑的。他的相对温和,可能与朱镕基的刚烈恰成对照。他冒险深入汶川震灾现场的画面,至今让人印象深刻。这位温和的总理,对于开发商裹挟政府建造劣质校舍的伎俩,他岂能尽知其详?对于来自海内外的巨额捐款多少到了灾民之手,岂能真情在胸?地方官对他讲了实话吗?现在揭发出,民政部是一个大老虎窝子。递到总理办公桌上的民政部报告,还能有多少真实信息?如果不做假账,那成千万的贪污款从哪里来?

最近,李克强在国务会议上,频频发怒,痛斥官员不能据实上报经济数据。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可信度低,并不是什么新闻,已是陈年旧账了,可以说海内外无人不知。这种顽疾岂能一朝治好?李克强还在辽宁书记任上,就罕见地直言,经济统计数字未可全信。掌管全局之后自然心中更加洞明。但恐怕也只能徒叹奈何罢了。

欺骗国家,岂不祸国殃民?对于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来说,下层对于上层传递虚假信息,所造成的祸害远胜过古代农耕时代。明明知道误国误民,官员们为什么还是要毫无顾忌地“谎报军情”呢?此中的机制,与王朝时代“欺君”的机制未必完全相同,但亦不无共同之处。

首先是上有所好焉。诚如领袖对张奚若所言:我们就是好大喜功!就这一点而言,恐怕史上任何时代都不能比肩。平心而论,这也不是什么坏心机。今日之事业,就是要建造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伊甸园,如此之高的期望,岂能没有同样高的绩效相配?如果实际情况非人所愿,你说该怎么办?加一点点水分也在常情之内啊。至于得旨的下属将水分加得太多,这个责任就无人认领了。不妨翻阅一下中苏诸国的政府公报,会出现哪一年的经济计划没完成这种事吗?说明白点,这是不允许的!至于统计部门如何完成任务,就无需上面操心了。

其次是下有所图焉。试想,如果你是一个忠诚的下属,明明知道上面希望什么结果,怎么能将别样的结果送上去呢?根本无需上面打招呼,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办。况且,这个本事可是你的前程所系啊,岂能不长心眼?在官场上,毕竟是聪明人多、笨人少吧。

民可骗乎?

谁要是认为老百姓是不可欺骗的,那他一定是一个书虫了。谁不知道,天下最可骗者恰恰就是老百姓!但谁会去骗老百姓呢?老百姓不是天下最需要厚待的弱者吗?

这件事去问老百姓是没用的,他们不太可能去考虑这样的问题。

不过,如果是在1960年,就是最老实、最厚道、最不问世事的老百姓,也会感到不对劲,似乎有人欺骗了他们。因为昨天还在说粮食亩产几万斤,撑开肚皮也吃不完;怎么今天就饿得站不起身了?要么粮食高产是假的,要么今天没粮食了是假的,一定在某个地方有满仓满库的粮食不肯拿出来。到底在哪一点上受了骗呢?老百姓有点死心眼,他们不可能相信,每天打交道的土疙瘩里能刨出亩产万斤的粮食,这肯定是上当了。

至于对那些根本不知道庄稼从哪里长出来的城里人,尽管吹牛好了,反正他们不会找你来理论。至于动不动说:钢产翻了一翻,煤产翻了一翻,还是有一些见过世面的人,比报社里的笔杆子清醒些,知道大事不好,牛皮已经吹破了。这些人自己不会受骗,但也绝不敢提醒别人“不要上当”。因此,还是清醒的少,上当的多,于是局面终于不可收拾。

这就是大跃进年代老百姓受骗的故事。

在文革中,老百姓也没有少受骗,不过骗的内容与形式都有所不同罢了。

一开始,老百姓被告知,除了两个最大的人物之外,对官儿们都是可以造反的;如果老百姓还是没有明白去造谁的反,就直接点名,首先最高领袖亲自点了煤炭部长张霖之的名,结果立竿见影:那老头儿很快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然后由康生、伟大旗手及其左派战友点名,一点就不下数百个。后来又说这些官儿谁能反谁不能反,直弄得老百姓云里雾里,不知所从。一开始说老百姓“造反有理”,“文攻武卫”一起上,一下子天下大乱,还说乱得好,乱了敌人。中国老百姓胆小怕事惯了,一开始岂敢当真?后来看那些冲锋在前的人也没事,于是都真的造起反来,一下子起来无数的造反派。大多数人本来就不明白造反该怎么玩,还没运过神来,上面又发话了:牛鬼蛇神自己跳了出来,要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于是一大批造反派进了监狱或劳改队。此时,老百姓才明白过来,一再动员他们造反是怎么回事。

史可骗乎?

既然君可骗、国可骗、民可骗,为什么历史独独不可骗呢?

只是历史是谁?它就是我们心中的过去。过去就是一部硕大无比的书,它由所有参与者默默地合作写成。可惜,这部书后来人无法完全打开,一睹其真容。于是,人们就只有依靠史家写出能打开的书。如果史家写的书违背历史真实,岂不是欺骗历史?

太平军中的农民兄弟当然有造反的天然权利,但他们造反可不是为了推出一个更荒淫的皇帝。洪秀全的品性与建树如何,今天较清醒的人都清楚了。但在一些史家的笔下,他竟然成了高大上的英雄;还宣称他的《天朝田亩制度》解放了农民,而事实上,这个制度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而且,是否真有这么一个文件,至今也没有可靠的文字证据!

义和团——红卫兵的原型——是一些近现代史家刻意塑造的另一支英雄队伍。如果这些史家多少能提供一点可信的史料,足以说明义和团在抵抗八国联军时有一点点战绩,那么他们的结论还不算太离谱。但迄今可信的史料只是证明了:义和团除了屠杀中国同胞、外国教士、侨民之外,别无所为。庚子年间,死难者约10万人,其中洋人(主要是教士,基本上与八国联军无关)仅600多人,中国教民1万余人,其他都是中国平民。义和团这样的“战绩”配得上“反帝英雄”的称号吗?

正统史家最着意塑造的历史结论,就是8年抗战中,国民党“假抗战、真投降”的结论。可以说这一塑造很成功,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多数国人确实接受了这一结论。不过在另一方面,对于弘扬民族大义、实现中华民族的最终团结统一,这种历史塑造却非常失败,因为它歪曲了历史,而真实的历史证据并未全部消失。

欺骗历史?历史终究无言也无觉啊。真正受骗的,不过是民众而已。受骗者也许永远不再醒来;但一旦醒来,那种感觉或许能使行骗者不寒而栗。

无人可骗

既然受骗者遍及君王、国家、老百姓、历史等等,就不妨说,实际上是无人不可骗,无人不受骗,当然也包括行骗者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也在欺骗别人。这样,每个人既是受骗者,同时也是行骗者;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这样一幅光怪陆离的社会图景,除了称之为行骗文化之外,实在找不出更恰当的字眼了。

谈得上行骗文化,这个社会扭曲之严重已不待言。那么何以至此呢?深入分析起来或许有一点离题。

社会的沟通离不开信息的交换与传递。类比于物质商品的交换与传递,信息的交换与传递也导致信息的流动,信息流向需求者。信息的质量首先是其真实性。高质量信息的充足提供,依赖于信息流通渠道的畅通,而这又有赖于存在一个自由竞争的信息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没有人能垄断信息的提供,更不可能以虚假信息垄断市场。一旦有了这样一个信息市场,行骗就没有市场了。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避免受骗?希望就在于改变只有唯一信息来源的局面,使每个人都有可能从多个不同的渠道获得信息;而且每个人也能自由地将自己拥有的信息传送给他人。这就意味着,李克强不只是依靠其秘书与下级官员汇报情况,还可以广泛倾听独立媒体与研究机构的声音,谁还骗得了他?老百姓不只是看央视新闻联播,还可以看凤凰卫视、其他独立媒体以及新媒体,谁还骗得了他?历史学不只一家,而有多家互相竞争;慈禧太后究竟如何,完全不必听某一人的意见,不妨兼听则明,谁还能用伪史骗人?

这样一来,岂不无人可骗了。

且慢高兴!要构建一个自由竞争的信息市场,谈何容易!至少,比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商品市场,要难上十倍!今天我们拥有的商品市场,也未必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商品的自由市场,至少得容纳一些小商贩吧;今天能容纳哪怕是一个信息小商贩吗?那个颇受网民欢迎的网络作家杨恒均,自称“民主小贩”,能给这种小贩以一席之地吗?

也不必太悲观。今天,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初具雏形的自由商品市场,30年前如何?如果某些思想家——特别包括马克思——的话没错,就应相信,紧随自由商品市场而来的,必定是某种自由信息市场的降世。这一天也许不会来得那么快,那就稍安勿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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