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贵族

本人也曾是贵族的陶斯亮,那篇文情并茂的《最后的贵族》,使多少遗老遗少们热泪盈眶!贵族固然荣耀无比,但也并非鸿运永驻,常不免与时迁移,甚至江河日下。粗鄙农夫陈胜尚且知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世人更加明白“高第贵族宁有种乎”;新旧贵族的更替,自然不是什么稀奇事情。那么,特获荣宠的新贵族,究竟令人艳羡,还是遭人鄙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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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贵族

“姜还是老的辣”!人们似乎总是将信任、艳羡与敬仰投向那些传统的、久负盛名的、世代相传的显贵人士,而让那些初登上位的暴发户排在贵人队伍的末尾,以养其耐心。然而,这也不是人人遵守的铁律,每个时代都有超序躐等的新贵脱颖而出,获得世人的认可,甚至灸手可热,红极一时。那些蓦然崛起的新贵族就是如此。

先秦诸国王侯贵胄们的后裔,即使未真正携带三代先王的血脉,至少可将自己的族谱追溯到某个近于神祗的远古先祖,其贵族身份与灵光自然无可争辩。就是孔圣人,虽然文德盖世,他本人及其门徒,还是从不忘记孔氏的殷商贵族这一渊源,以增其荣耀。

然而,任何神圣家族,都经不起世道轮回,即使泰山也有被世风时雨浸蚀为小丘的时候。远在秦始皇江山一统之前,大多数古老贵族,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的烟波中;他们或许应当深自庆幸,终究免去了虎狼之师“扫六合”时的刀砍斧削。从六国显贵钟鸣鼎食的盛世,到刘姓诸侯拱卫一朝天子,不过百余年时间,江山依旧,而人间的宠辱荣华,则早已是另一番景象。刘氏诸侯开启了“王朝新贵”的时代。

那个仅凭借刘邦的血脉,贵为淮南王的刘安,其门庭之喧腾鼎盛,大概不下于养士逾千的信陵君;而他能借门人之力撰成《淮南子》传之后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就更非信陵君可比了。在刘安眼中,他纵然是一介新贵,其头顶的光环会弱似先秦六国的“旧贵”吗?

较之于旧贵,刘安们幸乎,抑不幸乎?优乎,抑劣乎?

汉代自刘邦开始,就不再分封世袭的异姓诸侯,像先秦那样世代相传的贵族自然更少,能入贵族之门者似乎享有更难得的幸运。“物以稀为贵”,无疑是普世铁律,贵族头衔亦不例外。就此而言,刘安之辈应当深自庆幸。

然而,这种幸运却要打很大的折扣。首先,贵族必定与国运共沉浮,先秦时代那种千年贵族永远绝迹了。且不说王朝总有寿终之日,贵族门庭也未必能支撑到王朝末日。刘安的子孙就没有那份幸运;刘安虽然侥幸逃过了平定吴楚七国之劫,但随之而来的削藩,不能不触动其子孙之利益。其次,即使王族们拥有贵族头衔,多少还拥有一块养身之地,但被彻底地从国家治理事务中切除。与在其封地上拥有完全治权的先秦贵族相比,新贵们几无权力可言,除非拥有政府中的实职。水浒中那个十分可爱的柴进,作为帝王后裔固然备极尊荣,但除了他那小小的庄园之外,岂有一星半点权力?

如此种种,致使王朝新贵幸与不幸的问题竟无从定论。

先秦就是贵族时代,传闻中的贵族的种种优秀品质,正是形成于那个时代。作为那个时代的孑遗,我宁可相信关于古代贵族的种种幽远传说都真实无误。至于王朝新贵,连这一类的动听传说也不再有了——他们几乎完全退出了历史的大视野,如同平民一般淹没在世俗社会中。这于他们毋宁是一种幸运;在完全不具有治权的情况下,他们不再有太多为非作歹、表现劣性的机会,因而在历史上少了许多负面的记载。

这样,关于新贵优与劣的评判,也只能存而不论了。

民国新贵

近代会有新贵吗?从共和的旗帜升起的那一天起,严格古典意义上的贵族就无存身之地了。一个以平等为宗旨的社会,不可能接受任何世袭的贵族头衔。但这并不排除,社会中仍然存在身处特殊地位的人,仍然有少数供人仰视的人。没有任何法定的条例将这些人界定为贵族;如果仍然被人以贵族来打量,那么不妨称为疑似贵族,他们是民国年代的新贵。

民国新贵不包括满清遗老。那个君临中国近三百年的满族,在共和之后仅苟求安身而已。实际上,多时以来,满人就退出实际的国家治理了,在外族皇帝之下,治理这个庞大国家的,乃是长于“当奴才干实事”的汉族官僚。北京城头易帜之后,原来的官僚队伍几乎原封不动地接管了国家的管理。这些人自然就成了民国年代的新贵,至少其中的上层官僚是如此。

民国时代的新贵当然不只是这些,此外还包括孙中山的亲近追随者、乘势而起的各路军阀、辛亥前后崛起的代议机构中的政客、赶上了新时代潮流的实业家、掌控了新式学堂的知识精英……。他们之中确有不少受人景仰的响当当的人物:黄兴、宋教仁、蔡锷、唐绍仪、张謇、蒋百里、蔡元培、梁启超……;也有一些色调模糊、口碑不一的显赫人物:徐树铮、冯玉祥、章士钊、杨度……。他们多半出自旧时代的显赫家族,但也不乏从草根中崛起的布衣之士。

不同于锦袍玉佩的古代贵族,民国新贵没有御赐尊号,没有不受法律撼动的特权,没有封妻荫子的尊荣,没有足以维持奢华生活的超常俸禄,通常也没有傲视民众、颐指气使的派头。没有了这些,新贵们就没有了区别于大众的显赫标志。但是,任何稍具眼力的人,都不难从芸芸众生中将新贵辨认出来。最主要的是,新贵必定在某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能量,足以支配特定的人群,或者在某个领域引领潮流——要么是货真价实的权力,或者是某种影响力,可称之为软权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新贵与传统贵族无别。因此,新贵被认为是有势力的人。势力者,合势与力的能力也;势来自某种特殊地位,力来自某种实力,包括权力与影响力。
那么品味呢?最被人们看重的,不正是被历代传颂的那种贵族品味吗?或许很令人失望,在杨度这类新贵身上,实在难以看到贵族品味。幸而,并非所有新贵都是杨度。

就大多数新贵而言,即使没有保留人们所期望的那些传统贵族特质,其操守风貌似乎仍在一定水准之上。其所以如此,两个最主要的理由是:首先,其时离旧时代不远,传统贵族的那些素为世人珍重的品性,还以某种难以阻遏的惯性延续下来,此可谓古风犹存也。其次,辛亥之际,被人们当作圣世迎取的共和,建基于自由、平等、人道、文明这样一些诱人理想。这些东西纵然并未真正落定于现实,后来也备受奚落,但起初还是不乏导人入善的力量。新贵们纵然无意洁身自好,作世人楷模,也不能不看重舆论的风评物议。

现代新贵

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振臂一呼之后,民国新贵就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红太阳所普照的,不正是一个普遍平等的新时代吗?这样的时代岂能有贵族存在!

确实,无论古典意义上的贵族,还是民国新贵,都不再有立足之地。但因此而断言一个普遍平等的时代来临,却无异于梦幻。恰恰相反,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调人的阶级与身份;只要有身份的划分,就必然有身份格外优越之人,正是后者构成又一代的新贵。

现代新贵主要包括被称为革命干部的各级官僚,他们是新时代的真正主人;而且如斯大林所言,他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仅此,新贵就不再是俗体凡胎,就不能与芸芸众生鱼目混珠,其贵族身份就近于血缘了。当然,新贵中同样不免有各色人物,如学界名流、文坛巨星、艺界翘楚……,但这些多半仅供应景而已。

“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有特立独行的卓越品味吗?这正是人们特别关注的。能肯定的是,较之于传统贵族、民国新贵,现代新贵确有一系列卓尔不凡之处:朴素的平民装束、绝对的循规蹈矩、几乎全面的自我约束、对于形势变换的高度适应……。但这些——或者说恰恰是这些——不构成贵族品味。

贵族品味中素被看重的那些元素——忠挚、执着、风骨、信义等等,在阶级斗争的时代已不见踪影,它们已被视为旧时代的遗毒被清除掉了。在康生、李井泉、柯庆施、郭沫若一类显赫人物身上,新贵的奇葩品味表现得最为典型;这些人不再看重“操守”一类的字眼,他们的人生使命,似乎就是专门为着衬托领袖的神圣,为着嘲讽、颠覆古已有之的贵族品味!

天真的人不免会想:郭沫若辈也算才高八斗,何必将其人生活剧演到那种地步,让自己史留污名、子孙蒙羞呢?

或许,今天的人完全错怪了上一代的新贵。或许,他们确实是身不由己。郭沫若纵然绝顶聪明,他能演好自己的角色吗?人们依常识所期待的角色,只能存于适当的舞台,而这种舞台恰恰被拆除了!

当下新贵

我们称之为现代的那个时代,当然并没有过去;现代新贵也依然处于世代更迭中。尽管新贵的形象记录不佳,人们出于本能的对于贵族良好品味的期待,并未消失,实际上历久弥坚。倘非如此,倒不如干脆废了“贵族”这一词汇!

这就值得关注:今天的新贵怎么了?

在当下,还有新贵吗?岂止有,更加器宇轩昂、不可一世了呢。

就其构成而言,当下新贵与上一代新贵并无太大区别,只不过增加了一些土豪而已。
但毕竟已有一些重要变化,即使从表面上也能看出来。变化的缘由与内容集中在“财富”二字。

贵族概念当然不可能无关乎财富,但两者的关系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却很不相同。

古代贵族的地位联系于一定的封地,其物质利益得到保障,称为“富贵”,“富”与“贵”岂能分家?但贵族的财富仅仅让其优裕度日而已,他们不会指望富甲天下。像汉代蜀郡卓氏这样富甲天下的豪富,完全与贵族无缘,也不会有哪个贵族有意去攀附他们。贵族在土豪面前永远不失骄傲,而土豪在贵族面前则总不免自惭形秽。

被陈伯达的著作塑造出来的一代人,对于民国新贵的想象几乎成了模式:贪污腐败、挥霍无度;蒋宋孔陈就是典型。但自从陈立夫1950年代在美国靠养鸡艰难度日的故事流传至大众之后,陈伯达的“四大家族”神话就自然消解了。民国正当草创现代经济年代,创业敛财并非贱事;加之吏治谈不上清明,追逐财富的新贵应不在少数。但以为新贵中无君子,精英中尽小人,就未免太过了。

在另一个极端,近年来左派文人塑造了一个乌托邦年代的太平盛世,那时所有官员都奉公守法、廉洁自敛,似乎新贵与财富绝缘。幸而还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在,他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在那个“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年代,即使是新贵,当然也不可能挥金如土;但他们与底层百姓的实际差距仍然触目惊心。那时,食不果腹的小民,哪里能够想象,一些大人物的享受远远超过杨贵妃,他们最心爱的特供食品是专机空运的!李井泉位不过省督,在四川饿毙一千万人的时候,仍然不忘命专车为他运送他所喜爱的某种鲜鱼。

至于今日新贵之财富,那么此前所有贵胄甚至帝王的财富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了。用不着去搜索事例,审判大老虎的官方公报中提供的数据已经够用。对于这些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掠取财富的气魄与能力并不被人看好。我听到许多人说:这么多年的高官,几千万元算什么!不知是嫌其贪得太少,还是抱怨官方公报打了埋伏。

新贵们敛聚财富的触目惊心,完全窒息了人们对于其他事项的思考,新贵品味的其他方面似乎成了不值一提的事情。新贵们如何看待社会、世界、人生与未来?他们持有什么社会理想与道德信条?他们秉持怎样的价值观?他们真正关心民众的福祉与国家的前途吗?他们能忍心看到雷洋们倒毙于途而无动于衷吗?面对弄虚作假、口是心非、假公济私等种种不仁不义,他们能心安理得吗?

别指望从媒体上看到答案,这将是一个长久的秘密,或许是一个并非无趣的秘密。无论这些秘密能否揭示一二,你我的宿命都是:在有生之年,总不免面对新贵们,随时恭候他们的教谕与训示。这将是对你承受力的严峻考验;与此相较,眼巴巴地艳羡着新贵们积聚奇迹般的财富,就不算什么大了不得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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