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人乐做好皇帝

在现代人看来,对于政要的期许,似乎理所当然地是好公仆、好领袖、好管家;而好皇帝则肯定是一种不再受待见的过时角色。而其实,人类文明还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发达。在许多人看来,其实一个好皇帝也足以令人满意;实际上,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乐见好皇帝而不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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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皇帝善莫大焉

无论人们是否明确意识到,种种迹象就是表明,中国人的皇帝情结——或者好皇帝情结——特深:影视剧中的皇帝角色受到热捧;在涉及皇帝的历史悬案的争执中,受谴责的永远是奸臣,而皇帝总是得到维护;对于略有作为的皇帝,从不吝溢美之词大加赞颂;草民们虔诚地相信,一些古今帝王真正成了神祗,他们的庙宇香火不绝;关于帝王的传说无论如何荒诞不经,总是热传不止;真龙天子出世一类的神话,广有市场;市井坊间,“宫廷秘籍”、“帝王酒家”遍地皆是……所有这些,或许都不抵对某个好皇帝来临的真心期待。

对于一个苦心期待好皇帝而不得的不幸民族来说,或许差可安慰的是,历史上毕竟有一些千古留名的好皇帝,他们成了我们民族最珍视的历史的一部分。例如,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等人,大体上就是被广泛认可的好皇帝。此处主要看重帝王的善——这恰恰是稀有资源——而不太在意主要基于砍人头颅的宏图伟业。

汉文帝 如果你生活在汉初,你的先人经历了列国混战、暴秦的荼毒、楚汉相争等等长达数百年的乱世,山河残破,生灵涂炭,你得以幸存,绝对是皇天格外开恩,实属万幸——那么,你对于帝王们的最大期待是什么?是成就伟业、再创辉煌吗?非也!休养生息而已。那时,恰恰有一位皇帝与你想到一块去了,他就是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三百多位皇帝中,若论开疆辟土、重造山河、威震天下,汉文帝肯定排不上坐次;他甚至刻意回避这些能名垂千古的壮举,完全低调、无声地履行着皇帝职责。要真正让人民休养生息,重要的不是去做什么,恰恰是不做什么,而这对于帝王却是最难的。成天胡思乱想着做点什么,让自己千古留名——这正是享受权力的最常见方式,要抑制这种冲动并不容易。看看汉文帝的行事风格:不启边衅,完全继承刘邦开启的和亲政策;轻徭薄赋,免收全国田赋12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治其陵寝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遗嘱规定身后遣散宫女,令其改嫁……。如此这般,岂不尽失王者威风?而这恰恰是帝王最难得的善举。

唐太宗 与汉文帝不同,唐太宗是雄才大略的帝王,最有资格被尊为“千古一帝”,他在人们心中的主要成就,很可能是武功而非文治。其实不然,唐太宗的彪炳千古的事迹恰恰是他那史上最成功的治理;至于武功,则不过秦皇、汉武、康熙、乾隆一流而已。唐太宗为政之勤,求贤之切,纳谏之诚,史上无二。他待谏臣魏征的故事,流传千年,已成史上传奇,也成为王者的镜鉴。此种恢宏气度,在现代领袖身上岂留踪影?唐太宗甚至具有某种只有今天才提倡的人道主义情怀:他竟然肯破费赎回逃往番邦的前朝难民,掩埋前朝战死者的遗骨,派人去高丽祭奠前朝死难将士;接近于废除死刑,对于死刑朝廷要复核5次,行刑之日皇帝本人不进酒肉。一个心中全无子民的帝王,岂能做到这些?那些绝世雄主,或许根本不屑于这类“妇人之慈”,但无此那就与善无缘了。

宋仁宗 大宋国势不强,不免令现代爱国者颇为不屑。但它却不乏好皇帝,在位42年的宋仁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就如同汉文帝一样,宋仁宗也没有什么光辉伟业,却不乏大多数帝王所缺的善,以致被公认为“仁君”。宋太祖定下规矩,宽待文臣,禁止对文臣杀戮凌辱。到仁宗手里,就更有一种新的境界。成都太守将某秀才缚送进京,告以赋诗谋反。仁宗却认为,这个老秀才不过是自觉怀才不遇,写诗泄愤而已,不如交官一试,看其是否有真才。仁宗朝名臣甚多,与仁宗能容人不无关系。包拯就是一个魏征式的人物,犯颜直谏时甚至将口水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不过是以袖擦脸而已,并不特别介意。仁宗在位42年,其仁德之名,甚至远播境外番邦;驾崩之日,境外诸邦无不悼念。有了这种影响力,还能说大宋是弱国?

坏皇帝荼毒天下

史上坏皇帝之多,不难从史书上信手拈来;秦始皇、朱元璋、乾隆就是典型例子。这些人坏处多多,其实主要并不在其荒淫无道,而是那种毫不动心的荼毒天下,驱民于水火。皇帝之恶,实莫过于此。世所谓“祸国殃民”,最大的罪恶,其实是“殃民”。

秦始皇 这个“千古一帝”,其事迹已广为人知,不必再多费笔墨。此处要强调的是,秦始皇的最大的坏,在于其毫不动心地滥用民力,让天下人深陷苦海。一些浅薄的现代文人,津津乐道于秦砖汉瓦的辉煌,就不在意每块秦砖至今都在滴血!秦始皇所处的时代仅拥有一些原始工具,人口不过两千万。而他要刻期完成的工程,就是换到今天,也没有人敢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使长城之下、骊山之麓、渭水之滨尸骨如山,秦始皇的意志也毫不动摇。民众的怨气如何冲天,今天已难知其详;至少,陈胜吴广的故事足以说明问题。

朱元璋 至今还有人在赞颂朱元璋是好皇帝;这些人或许不曾去想,他们很可能正是朱元璋无止境杀戮的受害者的后裔。朱元璋弊政多多,此处只强调他对于臣下无以复加的残暴。朱元璋的残暴,绝不下于史上任何暴君。朱本性凶残歹毒,诛杀无度,冤狱遍地,罄竹难书。史上流传的“剥皮实草”,即使是针对贪官,也是非人类所能容忍的暴行,没有哪个古代君王,愿意公然行此不道。他几乎诛杀了所有的开国功臣:胡惟庸、徐达、常遇春……,且往往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仅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一案,就屠杀了数以万计的无辜者。那些追随朱元璋打下江山的人,多半被当作“猎狗”烹了。在活人殉葬早已成为历史的年代,进入坟墓的朱元璋还是带走了40多个活生生的美貌妃嫔,以供他在另一世界享用。

朱元璋心胸狭窄,猜忌成性,奸狡诡诈,在德性上为后世执政者树立了最坏的榜样。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少仁寡恩,并非古圣贤所要求的仁君,对孟夫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类言论颇怀恐惧,干脆下旨从经典中删除,并废了孟子的亚圣牌位。

乾隆 多亏近年来泛滥于银幕的清宫剧,乾隆大帝的形象已妇幼皆知。编导们在意的,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乾隆的赫赫武功,这也符合了大众近于本能的审美情趣。至于这个帝王的德性如何,对于天下苍生是否多少有些善意,草根们何曾知晓?多半也不会放在心上。这个乾隆爷也确实是自恃功高,自诩为十全老人,常常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本来,天朝就没有什么制度约束得了皇帝,更何况是一个在位60年、威震中外的雄主!乾隆不惜民力,好大喜功,滥用武力,轻启边衅,根本不在意有多少男儿血洒边关。他一生迷恋巡游,六下江南,糜费民脂民膏无数;沿途寻花问柳,广播龙种,伤风败俗,其行为已远超隋炀帝。至于他专宠和珅,纵容这个超级败家子括尽天下资财,其贪污数额,竟然超过20年的国库收入!听任和珅将国家毁到破败不堪的地步,乾隆大概是毫无知觉的。老年的乾隆昏聩如此,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雄才伟略!

期待好皇帝

看了这些例子之后,再不对皇帝感兴趣的现代人,大概也不免生出一点感慨:在坏皇帝治下,民众有如蝼蚁;还是好皇帝好啊。这样一来,当代人就只有期待好皇帝了。

对于以上说法,最理直气壮的反驳或许是: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做“圣明天子”降世的美梦!某个大权在握的人,在想入非非之际做做皇帝梦,或许还可以理解,你一介草民盼望什么皇帝?皇帝与你还真有一厘钱的关系?这一反驳当然不无道理。生当一个文明时代,你的理想应当是主权在民,公仆尽责,朝野和衷共济,哪里用得上皇帝这具僵尸?即使是不戴皇冠的皇帝——你想必立即会想到金家三代,要坐20年天下的普京大帝又何尝不是——也不应再是当代人的真心选择。

然而,理想不敌现实,那个期待了百余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文明理想,你何曾看到一点影子?与其遥遥无期地等下去,倒不如退而求其次:一个“君有、君治、君民共享”的局面也挺不错啊。当然,确实有相当多的同胞,心中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什么“民有、民治、民享”,他们只相信皇帝!连党内头号理论家的胡乔木,都是“一日无君,则惶惶然”(胡耀邦语)。对更多的人来说,期待一个好皇帝,不过是一种无奈而已。一个头脑健全的现代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和子孙的命运交给一个皇帝呢?

这样一来,需要有人乐做好皇帝,哪怕是做一个不戴皇冠的皇帝,看来就成了一件不那么荒唐的事情。

何来好皇帝?

问题是,“要有人乐做好皇帝”,与真有“好皇帝现世”,远远不是一回事。至少可提出如下问题:

A 有人乐做好皇帝吗?
B 乐做好皇帝者真能成为好皇帝吗?
C 好皇帝不会变成坏皇帝吗?

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未必容易达成共识。

乐做好皇帝者,即使不是很多,也不致太少。首先,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那三百余位皇帝中,就有不少有志于做一个好皇帝。这一点也不奇怪;登上皇位者从来无意做好皇帝,那才是最难理解的事情。那些呕心沥血打下天下的人,总不乏成就伟业的勃勃雄心;做一个好皇帝,岂不更能让其成就欲得到满足?那些继位的人,自幼就被太傅们灌足了“做明君”的思想,除非是司马衷那种白痴,岂能毫不动心?在不便戴皇冠的时代,志在君临天下的人,如高华所说的,一开始颇有意做一个好皇帝,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几乎登坏皇帝榜首的隋炀帝,也不能说他一开始就全无做好皇帝的意愿。就是那个不幸成了亡国之君的崇祯,登基之时也不乏做有为之君的雄心;否则,他就不会那样格外勤政、励精图治,只是志大才疏,无力回天罢了。晚清那几位皇帝固然厄运缠身,但依然心存做好皇帝的宏愿,至少道光与光绪就不乏励精图治的初心,道光尤其是史上最节俭的天子。

不幸的是,大多数志在做好皇帝者,终究未能史留善名。有些人是因为时运不济,例如崇祯、光绪等人,对于他们不必过多谴责。有些人是因为在宫廷生活的消融中已坠青云之志,将做好皇帝的初心渐渐抛诸脑后,例如唐玄宗、宋徽宗就是如此。有些人本来德行有亏,不可能善始善终,隋炀帝应属此类。总之,无论志在做好皇帝者当初如何信誓旦旦,能够持之以恒、终有所成者,毕究是凤毛麟角。

有志于做好皇帝、事实上成了好皇帝、最终变为坏皇帝者,无疑最令人扼腕。不幸的是,恰恰这种人不胜其多:汉武帝、晋武帝、南朝宋文帝、唐玄宗、唐武宗、宋高宗、乾隆帝、袁世凯等等皆是。这些人浪费了历史给予他们的机会,当然应该受到谴责,并不值得为其辩护。如果说,还不至于让其承担全部责任,那就是:从根本上说,皇权制度——更一般地专制制度——就是坏皇帝的土壤,好皇帝从来都是稀有珍品!

尽管如此,人们还得期盼好皇帝,这实在是难以言喻的苦衷与不幸——这是第一重不幸。只要还有某种不一样的选择,又何至如此?人们在苦苦的期盼中,最容易将目光投向那些独占先机、形似明君的人;人们在幻觉中似乎已经看到,一个好皇帝的巨大身影正耸然而起。然而,多半与人们的期望相反,这种人根本无意于做一个好皇帝,他不过是欲遂一己之私而已。这是期盼好皇帝者的第二重不幸。更有甚者,稳居宝座之人,不仅无意做好皇帝,甚而根本不在乎做坏皇帝,而且已经在毫无顾忌地实行一个坏皇帝所习惯的一切。到这种境地,人们就只有无言了。最后这一重不幸,已经惨烈至极,它是否能最终唤醒人们的“好皇帝梦”,那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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