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吃瓜群众的关注下，特朗普和金正恩——地球上唯二的两个先军政治国家领袖，在新加坡举行了会晤。在世界和平的光明愿景中，财税危机的阴云显得不那么显眼。在特朗普减税的带领下，很多国家都开始声称减税了，个别国家确实有可能降低税收总额，但更多的是结构性减税。所谓在降低一部分群体税收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收的更多。这种可能长期看或许有道理，立竿见影，绝无可能。总之，在各种花样翻新的“利好”中，一个风险正在逼近。虚假的希望往往比绝望更可怕，因为它诱发错误的行动，而错误总会被清算。
死亡与税收：一个含义丰富的比喻
“唯死亡与纳税无可避免。”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名言，广为流传。这并不是普通的比喻，而是蕴含感情。不可避免的东西很多，吃饭、睡觉……这句话能深入人心，更多的是情感的共鸣，除了不可避免，死亡和税收还有更多相同的地方，比如令人恐惧、憎恶。
在人类社会，获取他人收入——不限于货币，包括服务、财物等——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犯罪，在对方不自愿的情况下，将对方的收入取走，或是通过暴力，或是通过诈骗；第二种方式是自愿交易，我想要你为我做某事，我也为你做某事。双方达成共识财产交换；第三种是让对方爱上你，满足你的需求成为对方的一种愿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无偿的为你服务。税将财产从我们手中夺走，纳税人没有选择的余地，要么交税，要么面对法律制裁的威胁，它无疑属于第一种。抢劫伴随着死亡，不给就要你命，逃税抗税同样是重罪——王法的罪。凯撒的归凯撒，而非上帝，耶稣如是说。
通常情况下，只有第二种情况，人们才把这份收入看成是这个人赚来的钱，因为那是他为社会上其他人做了有价值的事情后，得到的认可。人类社会并非天然的、没有目的因的就客观存在的东西。人脱离了孤立状态，并不像猛兽一样独行，也不像一些禽兽一样以血缘部落群居，而是组成一个有法可依的有序的社会，是因为人能够感受到，社会分工能给每个人带来比更孤立的生产更丰盈的财富。
人类的社会分工，自然是在财产服务让渡的网络上建立起来的，人们需求彼此。但这种让渡的方式正如上所述，不同模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种交换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你为我做某事，换取我为你做某事。如果不是自愿的而是强迫的，被强迫者就丧失了工作的积极性，在维持自己所需之余，追求一种天然廉价的享乐和“财富”——闲暇。人们组成社会不是为了被抢劫的，社会的好处丧失殆尽就会有解体的倾向，所以暴力掠夺是反社会的，是一种罪行。
这一真理集中体现在古今中外的车匪路霸“执业”的过程中，它们对货币的兴趣远远大于吃穿用等具体财货上。要知道，无论是金银还是美钞，都不能直接满足窃贼的任何需要，使用货币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市场上与人交换。当贼寇拿着刀枪面对你的时候，他是罪犯。当他拿着赃款到市场交换的时候，看起来他的身份就是一个交易者。即使对暴力获取他人财产的罪犯，市场也能更高效率的满足他的需要，虽然他是市场乃至社会的破坏者。
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的启蒙时代，哲人们将政府看作是为了维持基本公共生活的“必要的惡”，政府应为有限政府。
这里不考虑这个恶是邪恶的“恶”还是恶心的“恶”，可以确定的是，政府及其获取收入的方式——税，绝非像在欢乐的集市消费一样，令人愉快。本文也不对这种“恶”的必要性做无政资视角的论述，暂且接受“有限政府”的逻辑。生命短促没有来得及更进一步的伟大经济学家巴斯夏，站在小政府主义的立场，认为税仅仅应用于支付政府的必要开支和费用，那么税绝对不是多多益善的。
然而“科学”征税，实在是一个千古难解的问题。正如某报所言，这不仅仅是科学的难题，而是拔鹅毛的艺术，这一艺术的最高形式是不需要自己动手拔毛，而自然有人代劳，而这个代劳者同样是被拔的对象，正如中国的古话：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最近崔逼永元的事情，充分表达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情意的国家。
税收的原则是公平？假的！
如果说政府是有用的，是人民需要的，那么税收公平似乎是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是从来都不存在的。首先，没有自愿就没有公平。并不是说不同的人需要的政府“服务”的量不同，或者这种“服务”的形式千差万别。而是离开自愿没有公平可言。被迫而为之负担，即便是为公而负，心绪亦难平，这是义理上，更重要的是现实。
政府是通过具体的人来行动，征税是一种行动，行动有成本。如果一家税务机关一年征收了1个亿，如果要再增加1000万，征收的难度一定比已经征收的1个亿最后1000万难度更大。征税的成本收益比会变得更大。这与拉弗曲线是两回事，这是先验的人的行动公理。人总是先做容易的后做困难的。
税是强制的，对任何人都是一样。哪怕是政府人，在面对可能的税负的时候，也会能少缴就少缴。那些史书上的忠臣壮士，在最大化自己的免税额度，接受相邻以土地投效获取利益最大化，挖王朝墙角的时候，跟普通人一点异样都不会有。千年遇不到一个的海瑞那种变态，不在其列。也就是说，不要指望税负公平，你看起来特别容易被征税，你的收入很公开，你的财产形式很难转移，那么你就容易被更多的睡，就像没有自保能力却在危险地带卖弄疯抢的性工作者一样，比良家妇女更容易遭遇侵犯和危险。
一般经验而言，面对税收，富人比穷人更有能力避税，因为研究税法这一投资对他而言收益似乎更大一些。政府内部有一定地位的官僚比一般富人更有避税能力，因为堡垒更容易从内部攻破，他也在信息的上游。从有税收那天起，无论义理上，还是现实层面，公平征税从未实现，无论税收是以什么形式收取的。
征税是有成本的，政府征税要考虑经济性质，为了获取预期收入而投入更多成本并不是无限度的，最大的成本就是赋税带来的被统治者的痛苦。经济行动是人的行动，人是凭借主观感受和评值而行动的。正如哄孩子打针一样，虽然最终要来一针，有没有哄骗的技巧，达成目的所付出的辛苦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税收的难点最重要的也在政府这边，收多少的问题。按照有限政府理论，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保护人民的财产和安全，对内维护秩序，对外防备入侵。也就是说政府是有用的，而且是排他性的，每个人每块土地都有所属的国家和政府，在税区内这个政府的必要职能是排他性的，不会允许第二个有同样职能的机构来收税，既然是强制征收，也就无所谓市场竞争，没有市场竞争，任何一项业务，理论上成本可以做到无限大。
于是，一种新的征税方式，逐渐代替了传统方式。最传统的人头税、或者与土地绑定的定额税基本上已经绝迹了。而是通过对纳税人收入征收一定的比例，这看起来似乎合理一些，不赚钱就无纳税，也似乎给了征税一个束缚——让纳税人赚的越多你才能征得越多，统治者被统治者目标一致向前看——这一点的虚伪后文再说；更巧妙的方法是间接税，不让名义上的纳税人痛苦的掏腰包，而是以商家、企业代扣的方式征收。掏钱的人名义上是替消费者、客户和雇员交税，名义上被课税的人不用掏腰包；最后这种收税方法也给了纳税人一个“公平税收”的幻觉，其实前文说的经济性质的限制在这里同样存在。
这是“科学征税”这一统治者科学几千年来最重要的成果。
谎言与劝诱：税的蜕变
由于征税及其所服务的机关的天生恶质——反社会性质，科学征税对社会而言，是个神话。将支付有限政府收入的固定税额分摊转变为税率后，对政府来说当然是好事情，算是模式上的升级。对被统治的社会来说，有三个不良影响：
首先，从曾经被严格控制的有限政府——理想是满足最低程度的需求，极力限制其规模和职能的发展——变成了与社会交易规模共同成长的寄生物——理想不再是最低。
其次，对恶的本质进行了伪装，似乎政府规模是随着社会交易规模的增减而变化，似乎它的服务参与到每一次交易中，人们是在为自己的需求付费，政府似乎和企业家一样在“赚取利润”。政府从古典自由主义的“必要的恶”变成福利主义的“全能的善”的观念变迁中，我认为收税方式的革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它让政府的干预能力加强了。古典的人头税、地税，政府关心的是户口和鱼鳞册，这些比较浅层的东西。到了按照收入比例征税的时候，政府关心每个人的收入，开始从商人到个人，清查账册，这当然同时也付出了大量代价，但对政府而言是值得的。政府控制银行、控制支付渠道、控制个人隐私，以至于最终的货币法币化，都是从这一点开始的。
归根结底，按照交易规模比例收税能约束政府收入、支出也是个谎言。因为当经济繁荣，交易旺盛的时候，政府扩张是很容易的。但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很难像私营企业一样削减规模和开支。为了确保政府规模，类似凯恩斯主义之类的政府有为观念，被官方青睐和鼓吹。经济有景气循环，政府规模相对于社会规模来言却越来越大。为了缓解按照比率收税在经济萧条期对政府的限制，政府的收入在不断地多元化，但多元化的方式始终建立在一元的本质上——暴力。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反社会本质，体现的尤为清晰。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经济学家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正如戏曲的角色分生旦净末丑，并不全是凯恩斯般的白脸奸臣，另有一些经济学家扮演了苦口婆心的说服者，有人说他们是伟大的说服，在我看可怜可悲甚至可恨。
拉弗曲线就是“伟大的说服”的一部分，这条著名的曲线很有故事讲，在餐巾纸上画图非常有传奇色彩，容易被广为传播。
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的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税率0%意味着可以获得生产的全部成果，政府对生产没有妨碍作用，生产最大化。但收益零的政府没有意义。而税率100%，政府的收益却是零。因为所有劳动成果都被征税，他们不愿意工作了，自然没有可供税，因此政府收益又等于零。这条曲线非常符合主流经济学的口味，计算税收的最优点从此成为显学——顺便说下，本段偷懒，基本复制自维基百科。
然而，这一曲线未必符合事实，或者说对其的解释未必正确，对其的应用也颇有偏差。这个曲线本身是经济学对政治家的劝导，然而却创造了结构化减税的神话，并明里暗里为政府与社会荣辱与共，可以和谐增长的幻觉背书。税率与税基是个现实问题，有太多的复杂因素，很难说这样一条简单的两个坐标的曲线就能有现实意义。
结构性减税？不存在的！（上）
政府是一个中心化组织，社会是一个比它大得多的去中心化网络组成的的有机体。税率100%的结果并非一定是社会停止，而可能是政府无法维护其统治。不过也有暂时维持下去的可能。正如历史上许多国家实行过严格的计划经济制度，相当于100%税率，但就像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中论述的那样，这种制度不但无法独立存在，而且不利于资本的积累，必将带来贫瘠。然而更重要的是，税的弊害程度取决于被征税者应对不同税收方式的行动，而不是完全取决于税的金额或在GDP中的比重。
按照巴斯夏在有限政府主义者立场上的经典表述，税应该仅仅满足于支付政府政府的费用，而不带有任何对经济的调控作用。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小政府主义者，甚至是大政府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只要他掌握正确的经济学，这应该是共识。因为政府干预经济，只会使经济活动被扭曲，降低所有人的福祉。那么把税分为不带调控功能的直接税和带有调控功能的间接税，是很有必要的。
直接税包括按照人头、地亩定额征收的古典税和按照比例针对财产征收的个人所得、企业所得税、遗产税等。逻辑上看，直接税最能限制政府规模，因为它是直接收取遍及一切人，而且是基于政府对人的统治事实，对人和人的财产存量（土地是财产的一种形式）征税，非常符合税的本质，堪称诚实的暴力——诚实还算是一种美德，一般情况下不会扭曲人的行动模式——人不会为了避税而放弃生存或放弃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拥有财产。如果全部的税收都是以这种方式征收，那么拉弗曲线会如何呢？
由于直接税相当“诚实”，也就是纳税人能深刻、直接的感受到痛苦，大概率的是，当税率高到一定程度，统治就会出现问题。到了一定高度，暴力抗税、地方脱离运动各种内部问题就此起彼伏，从最高点到终结，是很快的事情。而且，虽然直接税诚实，也同样伤害经济——以诚实的方式——直接税就像地震、车祸、海难等日常灾祸一样，伤害被征税者的财产，这部分本来可以被用于消费或投资的资金，被政府征收了，不幸福了，不能愉快的买买买了。但直接税很难制造虚假的繁荣景象和低税的幻觉，不会干扰行动人的判断力，相对而言，政府征税的上限比较低，而对社会的伤害也自然相对低。
很明显，直接税并没有结构性减税的问题，只有结构性崩溃的问题。想要避免玩脱，政府必须精确小心的计算自己的统治能力和基本盘。虽然我上面改造的曲线仍有一个最高点，但是实际上越过了这个点是很难退回去的。因为在直接税的形势下，税率增高，税收下降，有两种可能。
1 . 并不是社会总收入出了问题，而是政府的征税能力出了问题。税率越高，避税偷税手段就越有价值，包括对税吏的贿赂，这实际是对统治能力和暴力机器的侵蚀。统治能力出现了问题，就像企业文化衰败了一样，很难回到从前。
2 . 第二种可能性较低，就真是社会萎缩了——社会自发调节能力出现了问题。但这并不能完全归罪于税率的提升。社会这一有机体的自愈能力比政府组织还要弱——没有走向第一种可能，受控于政府；也没有像这条曲线之前的发展趋势一样，经济逆转了——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往往是有类似小冰期那样的天灾，或者成吉思汗那样的外部人祸。这个时候，也不再是政府降低税率能解决的了——降低税率对社会当然不是坏事情，但税收的增加决不会立竿见影，而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从投资到回报需要一个周期，经济越进步这个周期就越长。经济增长的过程是能够赚到短期快钱的生意由于竞争变得无利可图，新增的资本为了避免赔本，投入到更长回报期的行业，而这些行业会有助于降低下游“快钱”行业的成本，提升投资回报率，进而促进整合社会财富的丰裕。正如当木材加工行业竞争无利可图，资本投入到更先进的木材加工器械领域，然后器械被木材加工企业采用，提高了本来无利可图的下游产业的生产力，下游产业重新变得有利可图，而由于这种生产力增长，投资于设备的厂商也收获了更多的资金回报。
但这种经济增长周期很长，从资本投入到更高阶段的产业，到产品被更接近消费层的产业采用，到获得回报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需要一个周期。如果如拉弗曲线的拐点所说的，税率增加总税收还降低，而且不是官僚体系出现了问题，那么一定是社会结构出现了问题，也就是上面过程相反的方向，经济萎缩了。人活着就要消费，绝对不是从距离消费端近的产业开始萎缩，一定是从高级财货端萎缩——由于劳动力、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价格下跌，使下游产业不再需要高端产业降低成本，不再把资金投入到更高端的产业，于是高层次产业无利可图，企业倒闭清算、人员遣散，资本重新回到离消费端更近的层面。
想要达到降税反而增长总税收的效果，要让纳税人因减税新增的现金余额，从消费端开始，一层一层通过企业的财务报表反馈到现有结构较高层次的产业，最终延长资本过程，这需要一个周期。所以，某国在某一年降低税率，财政收入在当年继续增长，声称是结构化减税之功，纯属放屁。
税率降低，税收增长，可能性太多了，以至于这两个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可能是因为通胀，更可能是虽然降低了名义的税率，但加强了征收力度。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税收有成本有边际，可能以前在边际之外，可以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免于被征税的人，被纳入了征收，这样实际上税还在增长。降税当然有利于经济，但不是降税率，而是降税收，归根结底是降低支出。支出的事情，本系列文章最后一部分再说。
总之，政府减税对社会当然是好事，但前提是真减税，而不是欺骗。嘴里说减税，却以总量收取更多为前提，是诈骗。但诈骗是有效的花招，间接税能让政府短期内不透支统治地位的前提下，收取更多，下一节说间接税——尤其是增值税为主的情况下，结构性减税的问题。
结构性减税？不存在的！（中）
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
在“美好的”小政府时代，政府和贵族都是不识字的。“间接税”是有文化的聪明人的发明，拔毛不让鹅叫唤，不但不叫唤，还要快乐的唱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直接税针对的是存量——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财产税、遗产税（大多数死亡不是有意发生的），你拥有才上税，你一无所有就没有税，比如最基本的人头税，你没有了生命，也就不需要缴纳。而间接税是针对行动——关税、增值税、交易税、印花税、其实还有你最亲爱的社保……，你有行动才有税，你不动就没有，凡行动者皆税之。
向存量征税，每一分税款都刺激着纳税人的痛感。虽然民主国家能够用向有钱人征收直接税的方式收买民心，但实际上越有钱的人的税越难征，实际上承担的还是比较好欺负的中产。以直接税为主的美国，若非有其他多元化的收入——比如美债——早就奔溃了。间接税你说不好是谁承担的，因为动钱的行动是关系到两个人的，这笔谁到底是谁承担的，说不准。虽然肯定有一个人拿到完税凭证。一种含糊其辞的说法是，间接税容易转嫁给第三方，似乎含税价这一说法，是商家阴险的把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如果我们能正确的理解价格形成的机制，就能明白到底谁是纳税人。
交易，也就是买卖——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行动，从本质上说，想赚你钱并不是谁想谋害你。从最简单的刮大白、看孩子，到复杂的手机、电视机，你不自己做而是买别人销售的东西，都是因为对你来说，这样做比自己去做廉价的多。分工交换带来的是买卖双方的共赢，从主观上说，是不存在等价交换的说法的。如果你花30块钱买了一个西瓜，对于你来说，你宁可舍弃30块钱，也要得到这个西瓜。而对卖西瓜的人来说，也愿意为了30块钱放弃这个西瓜。交易达成，双方都得到满足。
所以说，30元并不是这个西瓜的尺度，它只是对在这个价格电成交的买卖双方的一个参照物。买西瓜的人30元能买，在交易的那个时刻，29也会买，但31就一定不会买吗？未必。卖西瓜的人在那个时刻31元会卖，29一定不会卖吗？也未必。有人说很多东西都是定价的，比如在超市里的西瓜，都不可能议价，那他一定没了解过商业运作。在一定市场范围内，每个供给者都或多或少是垄断者，要么能决定销量，要么能决定价格，不能决定两者。他在这个市场维持价格，是以销量为代价，自然有其他可以议价的渠道做补充，实际是价格歧视、市场细分的商业策略，这个问题很复杂，这里不展开。总之，买方能接受的最高价格和卖方能接受的最低价格，之间有个空间，极少是零。一笔交易价格在这个区间内产生。
明白了价格的产生机制，我们再来分析增值税对价格的影响。如上图所示，买手和卖手想要有握手的空间，买家最高可接受价格必须高于或等于卖家最低可承受价格。这里暂不考虑供给侧的迂回生产结构，假设卖方就是原初生产者，买方是最终消费者，两个人的心理价位差为x，正常情况下，双方依靠议价能力，价格在这个区间任意点产生，而最高可成交价格为y，也就是买家能承受的最高价格，也就是我这种不会砍价的人去菜市场买菜的成交价格。如果增值税是16%，就说明成交后有人要从交易中抽16%y的费用。这笔费用是因为这笔交易发生的，卖家不会因为税下调他的最低可接受卖价，买家也不会因此而上调最高买价。那么这个区间就会从“x”变为“x-16%y”。
问题来了，假设z= x-16%y，那么有增值税后，最终成交价格只能产生在z这个区间内。当z=0，那么成交价只能是y，而如果z小于0，那么本来可能成交的就无法成交。所以对个人来说，如果你想达成的交易因z<0而无法成交，那么你本来可以满足的欲求被阻隔了，你的现在福祉被剥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z>0，交易仍可成交，但是你的议价空间被压缩了，买卖双方分摊了税款；如果z>0，你又跟我一样不会讲价，那么商家的利润被剥夺了，卖方被剥夺了利润，所有人的未来福祉被剥夺了，为什么呢？这就是下面要说的从宏观角度来看增值税对经济的影响。
这一章节讲价格的形成，以及间接税是有谁付费。买西瓜的增值税是以上所分析的那样被分摊的，最可怕的是，存在损人不利己的可能，因为这种税的存在，本来买卖双赢的交易没有成交，政府也没收到税，与自愿交易双赢相反，各方全都输掉。这种情形遍布于各种间接税，买房的契税、印花税和所得税（这部分个税我认为属于间接税部分），劳动工资附带的强制性社保，都是同样在交易双方制造隔阂。
关税同样如此，惩罚性关税惩罚的是本国消费者，而不仅仅是卖家。生产的目的是消费，就业的目的是赚钱，赚钱的目的是买东西。通过高关税把外国更便宜的消费品挡在门外，伤害的是消费品的丰裕——消费是经济的目的。把更便宜的资本品比如钢材挡在门外则更荒唐，如果本国炼钢因此而扩大就业的话，那么因为没有更便宜的钢材导致萧条的产业也会导致失业。失业绝非需要保护性关税解决的问题，失业不是因为竞争失败——竞争失败和成功每天都在发生，人的消费欲求是无穷的，长期失业需要检讨的是资本不足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治障碍阻碍了资本的发展？
工资是劳动力的租金，针对雇佣而以社保为名增加的费用同样起到阻碍交易的效果。对于一个岗位月薪，你最低能接受8000，老板最高能接受10000，双方有充分的议价空间。强制社保之后，老板一个月付出10000，你到手可能只有7500，社保医保有未来返现，但肯定不如直接发到手的现金有吸引力，你如果能接受7500的现金，那么你对社保未来所得的折现就高于500。如果你接受不了，你就已经被社保严重的损害了。无论如何，你与雇主的合作空间被压缩了。
读了这一节，希望每一个读者不要再去说什么不该自己承受的税被商家转嫁，也不要再要求提高关税保护国民，更不要说自己的工资被老板转嫁社保，尤其不要为了社保没有按照底薪基数交而愤愤不平——这是老板承担风险帮助你和他的交易有更大空间，否则你的底薪只能更低，因为雇主愿意出的价格上限是有限的。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如是而已。
结构性减税？不存在的！（下）
上一节说了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对价格的影响，来说谁来负担了间接税。但是，恐怕还会有很多读者为间接税叫好。因为无商不奸么，“买的没有卖的精，商家卖我的东西总是很贵，赚了太多的黑心钱，国家收了奸商的钱为大众服务，这是多么好的事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分析下商家赚钱背后的生产结构，以及这笔钱被征税后，将如何对宏观层面的经济产生影响，最终影响每一个人。
在城市里的你能吃到各地的水果——比如西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系列经济活动的结果。上面非常简要的画出一个生产的迂回结构，非常简陋，省略了很多东西，仅仅是一个示意图。增值税是对商品销售征税，这个税实际上是由这个复杂的路线图各个环节分摊的。我们把这个生产结构，离消费端最远的环节叫高级财货，也叫生产要素，后一个名称比较容易理解，但表达不出越远越高级的层次关系。
高级财货（生产要素）的价值，是消费财货的价值赋予的。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些西瓜被消费者消费买单，这个生产过程才有价值。虽然从来都是先生产后消费，但这正是企业家预才能的用武之地，企业家先筹集了资本投入生产。上图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资本支撑这个结构，整个链条全都会断裂。断裂了，高级财货不会变成消费品被消费，生产就不会进行下去，这个高级财货就从西瓜的生产结构中被解放出来，人失业了，去换别的工作，西瓜地清一清，种点别的作物。西瓜的专属财货比如种子，就有一部分会丧失一切价值，只能被扔掉。
回到拉弗曲线的问题，当税率超过某个临界点，是如何会破坏经济结构，以至于税收总额不增反降的？在分析直接税的时候，我认为这是税收能力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社会秩序出现了问题。那么间接税呢？我认为作为独立因素，间接税存在这样的临界点。
当间接税率实际增高的时候，这个税率即使没有影响消费者的成交价格，也并非由最终的销售环节承担，而是正如价值由整个生产过程各个环节分润一样，同样是生产过程中的每一环分摊。生产要素交易的每个环节，都存在与终端销售和消费者的交易一样，存在议价的过程，价格同样在边际上产生。与前一篇文章说的一样，税在议价中被分摊。一家生产企业到底承担了整个生产过程中百分之多少的增值税，从财务报表中体现不出来，实际上是如果没有税，成交价格和交易量也不一样，企业投资回报也不一样，两个平行世界的回报率差额，才是真实负担的税率。
增殖税税率的变化，对应着各个上产环节上的企业家投资回报的变化。应该很容易理解的是，在这个环节中每一个经营者的情况都不一样，盈利能力、成本控制能力都有差别。当间接税侵蚀利润的时候淘汰是在边际上进行的，谁的成本低，谁就有望幸存。而对于通用性较强的一些环节，随着税率增高生产结构的调整，这些生产要素会从一个生产过程灵活机动的率先调整到其他生产过程，就会导致局部生产结构的坍塌。
用例子说明更容易理解。假设有甲乙两个村子。甲村产西瓜，乙村产蘑菇。都需要运输到消费市场——鸭洲鸡国的鹅城才能进入生产过程，最终获得价值。假设鹅城的消费者都是空空老师这样的呆头鹅，议价技能点为零，成交价均为消费者能承受的最高价格。即使这样，消费者对两种产品的评值也是不同的，产品单品利润率也不同。市场竞争让不同产品和不同生产环节的投资回报率趋于一致，是从量上补齐。不同产品利润率不同，有的薄利多销，有的单位利润高销量低。所以对运输的要求也不一样。假设一吨蘑菇和一吨西瓜的空间需求是是一样的，那么运费也就大概是一样的，但一吨蘑菇和一吨西瓜的单位利润率不同。那么作为生产要素，运输环节的收益在西瓜和蘑菇的生产过程中，所占的份额也不同。
前文论述了在消费层面增值税在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代表之间的分摊，关键看买卖双方心理可接收价格的差是否能容纳下增值税。而在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环节，同样是这样的模式。生产要素的支配者，根据对未来销售的预估，按照从消费到生产的逆时间过程，向生产上游赋值，同时为自己的对未来的判断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前面说了，如果这一环节中有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缺失，导致生产要素转化为消费品的过程中出现了断裂，生产要素就丧失了价值。比如运输这一环节，通用性很高，在不同环节运费占据的成本比重是不同的，那么不同行业对运费的最高承受能力也不同，比如蘑菇和西瓜可能就不一样。
假设蘑菇销售商对1吨蘑菇运费最高可接受价格是x’，而西瓜经销商对运费的最高接受价格为x。x’>x，由于运输这个生产要素是通用的，那么在市场上一般价格是分布在x的范畴内，根据议价能力达成。与上篇文章一样，如果实际到这个环节的增值税是6%，无论谁承担，都进一步缩减了x和x’的值。如果这个值被缩减后仍大于零，那么这笔交易还能成交。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实际上增值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都是使一部分交易从可以达成到不可达成的过程。
如果由于新增燃油附加费、过桥费上涨等原因，或者增值税执法力度加强（比如金税三使很多不要票交易变成要票交易），实际间接税率从6%增长到16%，那么很可能结果是，1吨西瓜在运输流程产生的税费大于x。这个价格超过了西瓜销售商可承受的上限，交易全部无法成交。于是，运输这个生产要素就会分散到蘑菇、蔬菜、肉、蛋、奶、工业品、百货……等等能承受得起新的价格的行业中去，或者改行离开市场。
于是我们常常看到某地某村水果溃烂到地里，无法送到消费市场，哪怕水果看起来还算不错；还有在我们国家有政治寓意的奶农倒奶杀牛问题，这些都是因为某种原因，使生产过程中的某个链条断裂了，上游的专属性强的生产要素丧失了价值，这原因往往与实际税负有关。
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原因导致的紧张。比如市场创新，导致运输资源被能承担更高价格的某个新行业抢走，但这与间接税导致的同样结果是不同的。由于需求忽然旺盛导致的问题，是暂时的。因为运输这种通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因为需求旺盛，赚到了更多的钱，这足以吸引更多的资本向运输行业转移。而间接税则不一样，并没有更多的利润吸引资本，整个生产链条包括消费者都在被掠夺。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超载问题。谴责资本家惟利是图，无视安全是说不通的。因为超载对车的磨损和对司机及其他行人安全的隐患是客观的，投资者承担着金钱上和法律上的诸多风险。在改开初年同样存在超载，但那是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很快旺盛的需求让货车厂赚了一大笔。如果是间接税导致的利润削薄，必须节约成本，用超载来挤牙膏一样挤出一点让资本能维持下去的利润，那么就绝无激励让人投资于这一领域。当然，在这里间接税和路桥费也起到同样的作用。但是如果路桥是私有的，没有准入限制的，路桥费过高给交通资本家带来利润，同样吸引更多投资，那么这也是暂时的。但如果不是这样，路桥费也只是税的一种形式，无论这个税务局是国营还是民办，由于不需要面对市场竞争，所以他的费用同样是税的性质。政府收税多能吸引竞争者吗？拿两千万人头来换！
接下来，我们分析下当税收主要是以间接税为主的时候，税率增高会不会导致对税收收入的伤害，就像拉弗曲线一样。我认为会出现。因为前面我写了这么多字，并不是白白的絮絮叨叨，而是说间接税高到一定程度，可能导致一些产业关键环节断裂，进而坍塌，就算这种情况不出现，也会在一些环节的边际上淘汰产能。 导致产业局部坍塌，进入剧烈的失衡状态。因为产业发展的时候，是从边际上一点一点增加需求的。
比如一种新的作物成为一种产业，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是一点一点出现的，最后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格局。但是当加税的伤害达到了临界点（E），就会导致某个环节断裂，所有专用生产要素丧失价值，土地、劳动力和运力等通用性强的要素要去其他市场找机会。生产结构要经过剧烈震荡重组才能再次形成生态平衡。当政府发现的时候到了（D）点，想把税率调回（E），由于生产结构已经坍塌，降低税率虽然一定有利于经济恢复，但是总税收不会回到最高点E，而是更低的E’；同理，如果悬崖勒马时已经到了更低的（B）点，那么回调税率的新焦点只会是更低的E’’——对资本的伤害已经是既成事实。基于同样的理由，这个曲线的上升区间和下降区间曲率一定是不一样的，下跌会更“陡峭”。
总而言之，即使在间接税下，结构性减税同样是一个神话，因为伤害已经发生了，你不能说在寻找最优。那么，这个临界点在哪？能不能让政府好好学习，不越雷池一步？与当时的自然利率有关——这是个奥地利学派的概念，决定它的是人的时间偏好一般水平。这是下一篇，应该也就是本系列文章最后一篇的问题。
大义觉迷：税与资本
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投资行为同样如此。前面文章说了，价值是自消费层面，向高级财货、生产要素逆推的过程，类似BP机丧失了价值，其专属生产元件也就丧失了价值。但是，生产过程是在时间线上完成的，先生产后消费。使生产成为可能的是人的企业家才能，人们预测未来消费者的需求，投入资本，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弥合供需的鸿沟，赚取利润。
随着生产过程的发展，创造消费价值的生产链条越来越长，这里面每个环节，都是由企业家投入资本来维持的，这种行动是有意图的，为了更高的回报。科学主义的主流经济学认识不到这种目的性，资本的投资、增值就成了一个谜。然而在奥地利学派视角下，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每个人——哪怕是孤岛上的鲁滨逊——也要拿出一部分时间、精力和劳动，为未来做准备。没有发达的市场，人们（比如鲁滨逊）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有了市场，每个人都要为其他人的需求做准备，而目的当然是为了自己的未来需求的满足。
在市场上，人决定他的购买力的用途、时间的用途、精力体力的用途，都是在边际上为着现在或未来的目的实现而分配。我们很难想象纯粹消费现在的人，完全不为未来设想的人；也很难想象相反的完全不消费的人，今天的一定程度的满足才能支撑我们度过难捱的日子走到明天的收获。但可以理解的是，每个人对现在财的评价都高于未来的同质财货，我们把这种偏好叫时间偏好，它永远是正数。而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每个人的时间偏好水平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时间偏好也不同。但是，在同样条件下，一个人对未来获得的消费享乐的估值越高，他就愿意放弃更多现在的享乐和闲暇投资未来。
税收，尤其是间接税，给纳税人的伤害就是，削减了人们的收入，也削减了人们对未来投资结果的预期，让人们更偏好现在的享乐。当实际税率伤及了人们对未来投资的平均预期的时候，相当多的人可能放弃投资，甚至透支消费。经济增长就会停止，总税收就会逆转。这好像与我方才说的，很难想象有人完全不为未来考虑的说法相矛盾。
这里有个迷信，对政府很多人有一种错觉就是，现在供养政府也是一种资本投资，你不投资政府也能多多少少管你。但这是错觉，靠不住的，政府的收入来自强制，如果税基崩损，其自身的开支都要想办法维持，哪有能力帮扶困难群众？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迷信，政府维持收税的权力，延续统治已经很不容易，也不会出现税率高到成为社会问题的问题。甚至当税费打击人们的投资热情的时候，被政府推崇的经济学家，还要用错误的经济学为消费主义背书，进一步鼓吹鼓励消费。
相应的，没有能力自负盈亏的政府开始越来越多的替代用自己的财产为自己的投资负责的民营经济主体，成为社会的总投资人。通过控制法币和信贷体系，政府获得了空前的资本购买力，有代表性的就是QE和欧洲、日本等国陆续推出的类似政策。凯恩斯的好学生把持的日本央行，通过对ETF基金的增持，成为所有日本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各种国有化的结果，米塞斯的《社会主义》已有精准的预见。苏联和中国曾经的计划经济失败，不过是一种国有化的形式，但换一种方式，结果并不会有太大不同。曾经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国有化，这同样是被统治者对政府的迷信扩张的结果——政府可以比我们每个人，更明智的替我们处理一些事情，最终仍然是：天塌了，政府会管我。
这种迷信的行为就跟抱着爹妈会管他、上帝会照拂他、车到山前必有路等等信念，不断透支今天的浪荡一族一样，已经脱离了理性的范畴，甚至不如确定了自己命终之日进而无需为未来考虑的厌世者那样理性——虽然自杀不正常，但至少他们“确定”了自己未来需求为零——即是价值中立的科学角度看，这种行为也是错误的，是无知的结果。明确的指出这种幻觉（门格尔所言之虚拟财货），也是人的行动学特别是经济学部份，作为科学的存在价值和使命。
减税不减支 等于骗白痴
已经说了很多了，这里简单梳理下。税是强制性的，并不是为需求而自愿消费。直接税和间接税都为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不良的影响。指望靠征税维持的政府替代企业、个人、市场承担投资风险，是靠不住的。它只能在市场繁荣的时候抽走活力，寄生于社会有机体之上，当社会有机体衰败的时候，它将自顾不暇。但本文还是坚持保守的、让人放心的政府必要主义，并不反对和反驳“政府存在一些必要职能”这一断言。
政府如果有用，那么它就要行动，行动就要花钱，人吃马喂要开销。而政府必要论同时意味着，这种开销不能像其他正当行业一样，通过自愿的交易支付所需。政府不但是那些被认为“必要”职能的维系者——比如秩序、安保、司法——而且还是唯一“合法的”用暴力获得收入的组织。本人当然不认同这种论断，但既然政府被认为是必要的，那么也只能如此。为了这一职能的维系，社会共同体成员需要付出什么呢？我认为包括以下七个部分：
A：所谓政府的必要支出：
也就是政府必要职能的支出。作为一个无政资（Anarcho-capitalism）我永远不知道有什么职能是市场不能更好的提供以至于必须由一个以强制收税作为获取资金手段的机构来提供。但既然本文要保守一点，所以只能假设其存在。如果这种职能是安保，可能就是军队、警察、监狱等等机关的开支。
在更早的时候，可能是祭神的费用才是人们认为必须由政府来承担的，大多数文明的早期国王、皇帝都有宗教上的祭司身份。由于每个时代都有被被统治者广泛认可的需要政府来垄断的职能，那么虽然是基于暴力强迫，这一部分收入——开支以收入为前提——算得上相对而言最合乎道义的。
然而想把这部分支出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样是个玄学，类似屠龙之术。除非被统治者付诸行动的反对，政府没有任何动力约束自己的权力范围。要警惕政府及其资助的学术机构，扩大这一范围的意图，如果不是绝对拒绝，也应时刻警惕，仔细思考，而非人云亦云。
B：征税支出
政府有税务机构，各色广义上的税务机构以及与之匹配的暴力机关（税警、经济警察）、舆论机关（宣传部门、学术界）并不是人们意识形态中需要的政府职能，而是满足政府获得收入的需求。本系列文章前一部分已经论述过，所征税费越高，征税成本就越高。
被用户需要的商业机构，同样有一部分为了获取收入而增加的成本，那就是营销成本，广告行业，但这与税务机关有很大的区别。商人为了盈利而生产，但盈利通过市场，通过满足客户的需求，商人揣测顾客的需要，在更早的时间投入资本，当产品推向市场，需要最大化满足利益，发现需求者。需求相对于供给越多，商人的利润就越高。那么广告是寻找挖掘用户需求的服务，只有达到了广告主的需求，广告才有价值。所以广告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具有财货的价值，而不是共产主义者所认为的“损耗”，暴力才是损耗。
广告商并无强制手段，绝大多数广告带来的交易达成，都与大多自愿交易一样是双赢的。至于欺诈性广告，是贩卖虚拟价值。然而，政府同样有公关部门乃至意识形态部门影响被统治者的观念，以图扩大权力，之前分析过，那同样是典型的虚拟价值，而且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不但如此，政府的宣传公关往往同样依赖其“合法”暴力。有一本书叫《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里面讲的故事大概是西方国家政府涉足宣传的开始，需要强调的是，这不仅仅是战时操作，大致的手法沿用至今。政府的宣传部门可不是仅仅只有钞票的广告主，这些年做门户网站的，大概心里有数。
C：机会成本
当你肚子饿了，在肯德基和麦当劳之间选择的时候，最后你被肯德基的新品吸引，那么金拱门同价位的套餐带来的满足，就是你去肯德基消费的机会成本。但因为这一选择是自愿的，至少在你选择的时候，你认为去肯德基消费带来的快感足以覆盖麦当劳的享受，还有所剩余。所以，在自愿交易中，机会成本不重要。当然，你去了肯德基后也许感到后悔。但这不重要，在决策的时刻，你不知道的事情不重要。
然而，如果在上面的选择中，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被强迫的。比如你是肯德基员工，假设作为劳动合同有一条，禁止去金拱门消费（这是假设，绝不代表肯德基真有这样的弱智条款），那么你就跟上面的选择不同了。即使你对金拱门的新品垂涎三尺，你也必须割舍。那么，你将把这种牺牲算作你接受这份工作的额外代价，两份其他方面同等待遇工作可供选择，这条条款将使你放弃肯德基的机会。如果是暴力胁迫，那就更糟糕了。
我们每当把一个新的职能交给政府，就相应的丧失便利。由于政府立法禁止竞争——就算表面允许，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的政府也没有对手——被统治者必然要丧失更好的机会——如果人们不认为那个机会更好，也就不会选择，也就没有必要禁止竞争。
更广泛的说，由于政府部门的低效率，将市场需要的基本资源——比如劳动力捆绑在体制内，而不是由市场更高效率的利用，每个消费者都要损失。快递员、送餐员可以说备受爱戴吧，大家都享受到足够多的便利吧。在这个国家有工业部，而且不止一个工业部，大多数企业是国企的时候，送餐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国企大量破产或虽生犹死开不出工资的地方，市场才能充分的发展。
D：社会费用
政府是大爷，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上门服务的。为了完成某些职能，配合政府成为公民特别是企业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请假去政府办事的经历，在痛惜工资、全勤奖之余，公务员的服务态度就更让人难以忍受。不论你在哪个国家，都应有过类似经历，或多或少而已。企业就更不要说了，都要专门雇一些人专门跟政府打交道。大公司公关不用说，最消极也要雇个文员去办事盖章交各种表。
如果政府上门服务的话，D类部分也就是社会费用会降低，但A的支出就会剧增，因为公务员上门服务怎么可能比企业自己雇人便宜？如果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交易费用如果不能被价值覆盖，交易就不会完成，为了更好的成交，竞争中的企业会想方设法降低费用并提高附加值。
这部分费用的发生，是因为政府垄断了一系列职能，所以是广义税负的一部分。如果政府官僚主义加剧，让企业报表更繁琐，一个事情盖更多的公章，就算税费没有增长，实际效果也与加税相同。
E：避税支出
避税是创造价值的，因为如果不在税务咨询公司这里花钱，缴税花的要更多。如果不能让客户少花钱，避税公司也开不下去。不仅仅是税务咨询，甚至贿赂之类的灰色渠道，同样都需要费用，这就是广义的避税支出。虽然这是自愿的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但他这些业务的存在是建立在税的前提上的，所以同样应该纳入广义支出。
人的很多需求是这样的，比如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之地，安保费用想必非常低。一个地质结构稳定，气候灾害很少的宝地，保险费用一定比火山地震带上或经常刮龙卷风的地方低。虽然安保、保险、减灾建筑都是我们需要的，但这些需求不高是好事，避税支出也是如此。但避税支出与安保一样，完全是人祸。当一个地方车匪路霸横行，我们需要为了安保付出更多资财，我们要把这种花销归罪于劫匪的罪恶。那么当避税支出高企呢？税一定更高了，谁造成的？
F：赤字、债务
有一个历史神话，说大明王朝崇祯大帝驾鹤煤山不是因为实力不强，也不是因为秩序崩溃，是缺少金融手段。因为政府的财政是存钱，而不是借贷，并以威尼斯共和国的借钱打仗做对比。实际上这是个倒因为果，没有考虑到朝廷与威尼斯政府的不同性质。
借债是要还的，在没有掌握法币这个大杀器之前，借债必须要用财政收入归还。也就是现在的借债以为来的收入归还。所以债务也是税的一部分。当财政收入以直接税形式征收，债务就起到之前文章中分析的直接税对经济的影响。以间接税形式征收，债务就起到间接税的影响。虽然归还是未来，使用却是现在。借来的钱同样与征收现在的税一样，让更多的财富从高效的自由市场中脱出，进入低效的官僚机构，抑制资本发展。
回头说崇祯大帝的事情。债务是要受约束的，否则就不会被归还。一个受约束的政府，才有可能借到钱。而受约束首先就是收税能力要被控制。有明一朝，朝廷的权力是理论上无限的。作为较早的法币钞票发行者之一，它做出了丢尽全世界印钞者脸面的事情，自己发的官钞不能用来缴税，钞票磨损还要大比率折旧。没有信用，就没有借贷。想有信用，首先就要自控。
威尼斯政府也好，英国、西班牙政府也罢，战争借款都是以未来收税能力做抵押。但是主权债有个特点，就是债主没有办法抄家，没有破产能力。唯一约束的办法就是停止续贷，而政府的需求是延续的。欧洲历史上很多古老的家族因为主权债爆雷破产，运气好的，可以派人接收债务人的海关收入用来偿债。我大清所谓丧权辱国，将海关委托给赫德，其实在欧洲不算怎么丧。崇祯大帝完全不具备借贷打仗、搞活金融的基础条件，一开始觉得没有必要——权力无限。最终导致征税成本超过边际收益，政府规模已经足够大，不再具备接待的信用。最终大明并不是缺少金融工具，而是社会经济结构已经被破坏的支离破碎。
G：其他隐性税
现代社会当然有更多的工具给政府使用。流通货币由上帝和比牛顿还牛的传说中的炼金术士才能轻易制造的真金白银，变成了印刷品。铸币税收的越来越容易。今天的主权债中，以发行国法定货币为单位的债务，信用等级满格，毫无风险。为什么呢？印刷品而已，美国政府欠的美债理论上来说，还债成本最低可以压缩到钞票的印刷费用。即便有很多“公开市场操作”，给人以虚幻的透明感，但实际上是否有很多不公开操作，外人不能证真证伪。
国企同样是一种工具，之前说了国企带来的机会成本的亏损，如果在诚实货币体系下，国有企业和市有企业是很难扩大的。但是在法币系统下，有更强大的伪装工具。盈利的国企比亏损的国企更可怕，亏损代表着存在外部竞争，更好的机会被损失掉以亏损的方式显现出来。盈利的国企则是用隐形税填补亏损，国企能盈利，要么是基于行政垄断，要么是基于法币基础上的信贷特权，两者最终的基础与税一样，基于暴力。对行业的行政垄断，以及对货币的垄断都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与税本质相同。
法币这一工具给了政府更多元化的收入方式，可以包装成债务，可以包装成国有资产，可以包装成各种补贴。理论上来说，如果不是担心被统治者团结一致不好摆弄的话，税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政府成为法币的发行者。税存在的意义中“获取收入的手段”的职能在越来越弱化，用各种征税方法挑拨被统治者社群的矛盾，让更多的人沉浸于这个政府主要是其他人在承担成本的幻觉，进而夯实“税基”才是其主要的职能。征税的基础是有效的统治，真正的税基不是国民经济，而是政治统治基础。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七部分加起来，才是真正的广义税负。它是政府职能的代价。当社会共同体中，足够多的人愿意把这些职能交给政府，就要或多或少通过这七种方式为此付出代价。而这一系列长文所要说的是，“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比神圣的婚姻还要忠诚——这只大蚂蝗都在吸吮你的现在和未来。
名义上的税负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政府的所有权力和行动能力都建立在对暴力的垄断之上，税、徭役、国债、法币、国企、特许专营……莫不如此。它们与税一样，无时不刻不在抽走社会有机体的活力——基于自愿交易的经济的活力。写了这么多字，最后我们来看看特朗普减税的问题，以免成为全然的标题党。
减税幻觉与通胀幻觉
首先列下数据。“6月26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公布最新的长期预算展望报告指出，美国公共债务目前占GDP的78%，处于二战后不久以来的最高水平。并预测称，到2028年，国家债务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6%。CBO预计，若现行法律基本保持不变，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将在今后30年间推动美国债务飙升。到了2028年，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将达到100%；这一比例还将在2048年达到152%，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如果现行税法有所修改（特朗普曾暗示将在2026年阻止个人所得税大幅增加），美国公共债务将会面临更大幅度的增长。同时，CBO预计，未来三十年的支出增速将超过营收增速，从而导致巨大的预算赤字。”
正常的债务是以未来收入为前提的。政府的未来收入就是税收。正常还债要么是未来省吃俭用节约开支，要么是未来收入增加，绝大多数情况是两者并行，否则如果不出现破产，那么债务也就只能越来越扩大。但政府不是家庭，是没有破产能力的。政府如何破产？把白宫和国会大厦拿去拍卖抵债？不可能的。当债务直追GDP的时候，已经是脱缰野马了。如果你有一张信用卡，额度无限，永远续期，那么这不是债务，是多啦A梦的口袋。不管欠多少你都可以提现还钱。这种东西只能存在于动画片里，抗日神剧都不敢这么演。现实中政府的债务上限就是税基。债务与税一样，是伤害税基的——其统治基础。
正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存在债务上限，但是议会一次次提高这个上限，虽然看起来似乎不容易，常常演一些政府停摆的闹剧，但更多的是两党谈判的筹码。除了极少数自由意志主义者——如荣恩·保罗、兰德·保罗父子——没人关心债务缩减的问题。
虽然精简政府流程有利于降低社会开支，比如FDA流程简化后，很多药厂在相应的岗位上裁员。但是，与迅速增长的军费和政府债务相比，这只是杯水车薪，还有一些特朗普减支政策，受阻于国会——哪怕这些政策通过了，同样杯水车薪。
非常讽刺的是，欧美代议制政府议会诞生的源头无不是限制政府无止境的征税欲求，美国独立更是逃税、抗税导致的。但是到了今天，想要议会同意缩减政府支出，要比提高债务上限困难得多。人的观念腐败了，“必要的恶”本来已经是错误的观念，变成了“无穷的善”的政府更加肆无忌惮。这是十九世纪以降，世界越来越坏的根本原因。
熟悉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朋友应该知道，通过信贷扩张，会给市场上的行动人释放虚假的乐观信息，导致大量错误投资。减税不减支与信贷宽松一样，是向市场发出虚假的乐观信号，也许程度不同但结果也一样。里根繁荣带来滞胀，特朗普不会有不同，危机的形式也许有差别，本质不会有不同。结果很可能是，并非拨乱反正走上降低支出的正路，反而再次呼唤来一匹奥巴马或者什么骡子，人们再次跪倒在政府脚下祈求政府有为，解决危机。
今天的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嘲笑蒙昧的中世纪，中世纪的欧洲陷于宗教的蒙昧之中，相信全能的上帝。但是，他们绝不会认为上帝会在现世帮他们解决一切问题，不会回避人的事功，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选择正确的途径，而非迷信一个其他机关。人们的精神状况是健康的，对与领主对政府的关系是不报幻想的。在这样的观念下，人们建立了新的商业秩序，建立了类似有产者股份制的商业城市。
现在上帝的信仰成了迷信——我并不反对无神论，正如我不反对有神论——然而人们找到了更糟糕的信仰对象。当我们反对社保、国企、货币政策的时候。太多人不假思索的反驳：市场解决不了一切问题。他们下意识的认为政府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现在没有解决是政府做的不好。没有这个寄托的时候，遇到问题人们依赖自己，想办法。有了这个现世的“上帝”，它们只会向新的“上帝”提出诉求，要求现世的上帝更多的行动。缩减政府规模？简直是渎神啊！万万不可。
未来丰裕还是贫穷，取决于今天的人如何行动。今天的人如何行动，受限于行动人的观念。新的迷信的蔓延，是今天自由意志主义者面对的严酷外部环境，也是历史使命。正如米塞斯在《社会主义》中所说的那样：“伟大的社会辩论只能借助于个人的思想、意志和行动进行。社会的生命和行动只存在于个人之中；它仅仅是他们的某种态度。每个人都肩负着社会的一部分；别人不会为他承担那一份责任。假如社会走向毁灭，那么谁也不能给自己找到一条生路。因此，基于自身的利益，人人都要热情地投身于这场思想之战。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因为每个人的利益都维系于它的结果。无论是否做出选择，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这场伟大的历史性斗争，无法逃避这场我们的时代使我们卷入其中的决战。”
然而，落实到眼下，也无非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矣。
《诗》曰：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